周恩来总理保护王进喜

时间:2020-04-23 11:25 来源:石油与装备杂志
周恩来总理曾经在1962,、1963、1966年三次到过大庆油田,每一次都有王进喜陪同视察钻井生产。周恩来总理对王进喜不只是熟悉,可以说是寄托厚望的信任型友谊。王进喜每次到北京出席盛大会议,日理万机的周总理总要抽点时间与他聊一聊,除了问一些油田生产情况之外,就是勉励他引领钻工赶超世界王牌钻井队,为国家为民族争口气。
 
1962年6月周恩来总理视察大庆油田
 
天有不测风云。1966年仲夏突然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打乱了原有的秩序,一场踢开党委、砸烂公检法、肆意揪斗走资派的内乱席卷而来。远离政治中心的大庆油田未能幸免,北京各大院校的一些红卫兵串到大庆,联合当地的“造反”掀起了否定一切、怀疑一切,揪斗“走资派”的狂潮。文化大革命运动刚开始的时候,铁人还是香饽饽,一些造反组织竞相拉铁人入伙,给他戴上红袖标,称他是红司令。但是,王进喜有自己的主心骨,他坚决反对违反政策的狂批乱斗,看不惯“造反派”打砸抢破坏生产的行为,尤其是对煽动停产闹革命的做法义愤填膺,坚决抵制。并且一再宣称大庆是毛主席树立的红旗,领导班子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人,没有大问题。同时还呼吁油田职工遵守规章制度,原油生产一天也不能停。

王进喜所作所为触怒了“造反派”,被扣上了“铁杆保皇派”大帽子吃了不少苦头。别有用心的人趁机污蔑他是国民党党员员,假标兵,黑典型,家被抄了十几次,还把他抓起来,与所谓的“走资派”一起批斗。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既要配合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支持群众闹革命,又要在混乱的局势下设法维持国家机器的艰难运转,许多事情当家却做不了主,让周恩来总理的处境十分尴尬。王进喜遭到残酷批斗的消息传到了北京,周恩来总理很痛心地说:“大庆是毛主席树立的红旗,王铁人是大庆红旗的模范代表……不能让这种情况再继续下去了!”

1967年1月,经过红卫兵大串联的鼓噪,本该文斗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了武斗,学校停课,工厂停产,农民荒了良田,派性争斗波及到全国,经济形势滑向崩溃的边缘。当时唯有大庆油田受到的影响比较小,仍在开足马力加速原油上产,一小撮不明真相的红卫兵在坏人的挑唆下,还要到大庆去串联,为揪斗走资派,批判王铁人的势头升火加温。周恩来总理发怒了,义正言辞地指出:“大庆油田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树立的红旗,这面红旗不能动摇!有人说王进喜是假劳模、黑典型,非要批判,我看是别有用心!”此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到了近乎失控的状态,由于铁路梗阻,造成主要大城市的发电厂煤炭储备严重不足,随时都有停电的危险,石油如果再终断供给,形势会更加严重。周恩来总理指示大庆油田不但不能减产,还要努力增产。但是原有的领导干部多数已经靠边站,周总理希望王进喜能够站出来支撑岌岌可危的局面。

此时的王进喜处境非常糟糕,造反组织轮番对他批斗,被打的伤痕累累,折磨的骨瘦如柴,回不了家,上不了钻台,苦恼的不知如何是好。1967年2月的一天,王进喜正在井下指挥部受批判,突然一个陌生的女红卫兵闯上台,把王进喜训斥了一番,然后拿出一册本毛主席语录塞给他,大声强调:“你的问题就是没有学好毛主席著作,这本语录送给你,一定要好好学。”疲惫不堪的王进喜当时不明白啥意思,没有打开看这本毛主席语录。

过了两天,一伙儿膀大腰圆、来势汹汹的红卫兵径直来到关押王进喜的登峰村小学校,声言要把王进喜揪到他们布置的会场去批斗。为首的红卫兵偷偷冲破看守一方的阻拦,不容分说,强行把王进喜押上了一辆卡车,喊着口号绝尘而去。王进喜被造懵了,不知道抢他的红卫兵什么来头,只是感觉这些人很有素质,不打不骂不讲粗话,纪律很严明。汽车没有在大庆探区内停留,一直开到了省城哈尔滨火车站。王进喜更糊涂了,不知道,也不敢问被押解到什么地方去挨整,把心一横,做了蹲大牢的最坏打算。

结果完全出乎王进喜的意料,押解的红卫兵把他带上一节停靠在站台上的软卧车箱,拉开包厢门一看王进喜愣住了,里面坐着两个人,一位是穿军装戴着眼镜儿的部队首长,另一位是大庆会战工作委员会书记兼总指挥徐今强。这是怎么回事?王进喜彻底懵圈了,目瞪口呆,一脸的茫然。原来,这是一场由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安怀导演的打劫戏,押解王进喜的红卫兵是解放军侦察兵化妆的。安怀副司令员向王进喜解释:“奉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接你和徐今强同志一起去北京汇报情况。”这时候,王进喜才想起那本毛主席语录,看到里面夹了一张小字条,上面写着:“过几天有人来接你,做好准备。”

恍然大悟的王进喜百感交集,不知道说什么好,心想总理那么忙、那么累、那么难、还惦记着大庆,惦记着自己,眼窝里顿时滚出了感激的热泪。
王进喜是个铁骨铮铮的硬汉,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遭受毒打和委屈都没有掉过一滴眼泪,面对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却无法控制情绪,双肩颤抖,泪雨滂沱,他并不是在为自己流泪,是为国家有这样一位好总理而欣慰。南下的列车徐徐启动,无线电波早已把王进喜被救出的消息提前传送到了北京。周恩来总理获悉王进喜安全了非常高兴,对身边的人员说:“让他到北京来,坐在我身边,日子会好过一些。”

1967年的北京也不太平,经过红卫兵横扫“四旧”的一通打砸,古都的风貌已经残破不堪,到处张贴着言辞激烈的标语口号,打到、油炸、批臭、永世不得翻身的斗争对象指向了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人。王进喜没有心思到街上去看大字报,他时刻想着向周总理汇报大庆的真实情况,并且还想问一问不能理解的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进喜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在北京连续好几天无事可干,呆在招待所里吃了睡,醒了吃,憋闷的心里发慌。他以为周恩来总理一定是工作太忙,没有时间接见。其实非也,这是周总理有意做的安排,让王进喜在北京不受打扰地好好休息,恢复一下劳累加委屈造成的身体亏空。

当王进喜终于盼到周恩来总理接见的时候,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恨不得一下子就把满腔的忧虑一股脑倾吐出来,他焦急地说:大庆的形势不像造反派鼓吹的那样一派大好,而是一团糟,80%的领导干部遭受关押批斗,科研院所强行解散了,原有的规章制度统统被砸烂,正常的工作秩序难以维系,随时都有停产的危险……周恩来总理听了之后面沉似水,感到事态比预想的还要严重,决定再次请示毛主席下决心稳定大局。

为了支持王进喜回大庆抓生产,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军队领导人和群众代表是宣布:“王进喜在大会战中立了大功,历史清楚。今后王进喜的事情由大庆油田军管会管,不准再批斗!”

1967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大庆油田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之时,周恩来总理在文件特别批示大庆油田“要恢复两论起家基本功”。随后,沈阳军区派出两个团的部队立即进驻大庆油田,督促造反组织实行大联合,成立了大庆革命委员会。

王进喜带着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回到大庆油田,担任了钻井指挥部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他坚决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极力主张尽快解放一批善于管理的老干部,到处呼吁职工坚守生产岗位,为大庆油田不减产、不停产,整天忙忙碌碌,忧心忡忡,尽一切努力与歪风邪气做斗争。
在周恩来总理的关照下王进喜不在挨斗了,他非常珍惜出来工作的机会,总想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整天工作服不离身,一有机会就到钻井队既督战又带头大干。

1969年初,王进喜当选了出席党的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4月份到北京开会又当选了大会主席团成员,投票选举时留下一张和毛主席握手的经典照片。这也是周恩来总理的精妙安排,为了让王进喜腰杆子挺的更直,当他路过主席跟前的时候特意提醒毛主席:“这是大庆的铁人”。其实毛主席早就认识王进喜,根本用不着做介绍,周总理的意思是请毛主席和他握手,让在场的新闻记者拍照,这张照片的发表相当于把王进喜装入了政治保险箱,没有人再敢怀疑铁人是假标兵,黑典型。
 
 
1969年4月,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主席与王进喜握手

王进喜当选了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理直气壮地回到大庆油田抓革命促生产。一些心怀叵测的造反派把他视为阻碍瞎折腾的眼中钉肉中刺,总想找借口打入十八层地狱,处境并不安全。在周总理的授意下,奉命到大庆执行军管任务的沈阳军区1336部队首长,选派了一名排级的现役干部担任王进喜的警卫员,保护他东跑西颠,发动群众恢复生产。此人叫方廷振,深受铁人精神的熏陶,转业时自愿要求留在大庆,担任了钻井指挥部的保卫科长。

大家都知道王进喜进京请命的事迹,那是1970年的事情。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大庆油田的生产受到严重干扰,出现了原油产量下降、油层压力下降,含水急剧上升的被动形势。军管会不懂油田生产,拿不出办法扭转局面。铁人急的火上房,不顾个人的安危,跑到北京越级找周恩来总理直接汇报,要求尽快解放懂生产的干部和技术专家出来主持工作,扼制“两降一升”,挽救大庆油田。文化大革命期间,原石油工业部的领导人余秋里、康世恩都没有这个特权,唯有铁人王进喜能够见到周总理仗义执言。

铁人的耿直也为自己的带来了麻烦,1970年4月到玉门参加“全国石油工业会议”期间,遭到一些造反派的再次攻击,说他越级汇报是抹杀大庆油田的革命形势,为群众运动泼冷水,还说他主张解放老干部是搞复辟。气得王进喜胃病发作,疼的浑身冒冷汗,连续几天吃不下饭。周总理得到消息后,亲自安排王进喜住进了医疗条件最好的解放军301医院,指示院方按照高级干部待遇为王进喜做检查。很不幸,以往的艰苦工作和日夜辛劳,早已严重透支了王进喜的身体。301医院向周总理报告:确诊结果患的是胃癌,并且还是晚期,需要马上手术,尚有一线希望。周恩来总理一听心急火燎。立即派自己身边的保健医生卞志强和国内顶尖的医学专家吴阶平一起到301医院参与制定王进喜的治疗方案,并要求随时向他汇报王进喜的病情。

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对一个全国劳动模范、一个没有高干职务的中央委员煞费苦心,全力营救,这样的关怀绝不是“无微不至”四个字可以形容的举动,而是大国领袖对工人阶级的深情厚意,是对为国家做出杰出贡献的普通劳动者给予的补偿,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具实体现。然而,一切的努力都为时已晚,卧床的铁人病入膏肓,现有的医疗手段只能延续生命,无力回天。周恩来总理深知王进喜的生命快要走到尽头了,想再多给他一些关怀。1970年的国庆节,国家决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群众游行庆祝活动。周总理了解到手术后的王进喜病情暂时稳定,特别安排工作人员给王进喜送去了两张出席国庆节观礼的请柬。王进喜非常感激周恩来总理的这份盛情,对在医院护理他的亲人们说:“这张票我谁也不给了,就给我老伴。她跟我一辈子,受苦挨累,有时还受点气,连件衣服也不买。这回我要把最大的幸福送给她,让她去见毛主席。”1970年国庆节那天,摄影记者抓拍了王进喜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的镜头。这时候带病参加国庆观礼的王进喜,距离生命的终点仅有45天的时间了,在周总理的细心关照下,她和的妻子王兰英共同分享了幸福,实现了一个最大的心愿。
 

无情的癌细胞肆无忌惮地扩散,手术后的王进喜在化疗的痛苦中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希望早点能回大庆再为石油事业奋斗一阵子。可是他心有余力不足了,病情逐渐加重期间,周总理抽不出时间到医院探望,吩咐夫人邓颖超代表他慰问了王进喜。
尽管301医院的治疗做了最大的努力,还是没有挽留住王进喜的生命气息,1970年11月15日11时42分停止了跳心。
百忙之中的周总理第一时间接到301医院报告的噩耗,立即放下手里的工作,匆匆乘车赶往医院。铁人瞑目仅仅过去了8分钟,走廊里就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伴随着“我来晚了……我来晚了”的自责声,周恩来总理出现在王进喜的病床前,洒泪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亲自做最后的送别!
周恩来总理是与铁人王进喜见面次数最多,谈话内容最广泛,感情最深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这种友情远远超出了同志、战友、上下级的界限,是共产党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引领群众的光辉典范。
王进喜虽然仅有短短47年的寿命,但是他所体现的精神风貌铸成了不灭的永恒,周恩总理给予他的呵护与关怀足以慰藉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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