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年前的1955年7月30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案，为适应全面恢复国民经济和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迫切需要强化对能源行业的专项领导和统筹规划，撤销了燃料工业部，分别成立石油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和电力工业部。同年9月1日，以原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为基础组建的石油工业部，在北京明清城垣北侧外的六铺炕正式挂牌，宣告中国的石油工业步入了自成体系、迅猛发展的快车道。开创基业的首任部长是谁？他的开拓之功虽然在史册上有明晰的记载，但是已经被渐行渐远的岁月磨去了少许光泽。
 
周恩来总理点将出任部长
1955年2月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讨论了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方案，决定实行军衔制。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方勤务学院院长的李聚奎在即将被授予军衔之际，突然接到了调转工作岗位的通知，周恩来总理亲自点的将，委派他去正在筹备组建的石油工业部担任部长职务。这对大半生的戎马生涯的将军来说无疑是一次非常大的考验，李聚奎无条件服从党中央的决定，怀着不懂行怕干不好的惆怅心情，走进了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的办公室接受任务。周总理语重心长地指示：“我们国家的石油工业薄弱，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又都急需大量的石油，要尽快把石油搞上去，就要从军队里选一个同志来做这件事，把军队的一些传统作风带过去，像指挥打仗那样去指挥石油工业建设才行。”并再三勉励：“不懂就学，边干边学，什么事情都不是天生就会的。石油工业部有很多专家，你把他们好好组织起来，努力干吧，能干好的。”
周恩来总理慧眼识珠，之所以选派李聚奎将军到石油工业部当部长，与他在军队担负的职务有密切关系。解放战争时期，李聚奎任东北军区后勤部参谋长兼西线后勤司令员、政治委员，为取得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的胜利筹措作战物资。抗美援朝爆发后，担任东北军区后勤部的部长，出色完成了志愿军赴朝作战的后勤保障任务。设身处地的履职经历，使他对石油这种战略物资的重要性有着超乎常人的切肤了解，深知要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没有充足的石油作保障是万万不行的。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李聚奎将军毅然决然地放弃授衔，脱下军装，于1955年8月转岗到石油工业部就职，挑起了带领石油战线干部职工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的重担。
 
谋篇开局彰显大将之风
石油工业部从旧中国接收过来的家底十分薄弱，1949年的天然石油和人造油累计产量仅有12万吨，当时只有甘肃玉门油矿一柱擎天，其他的地域尚在勘探。1955年8月李聚奎到任时的年产量虽然已有所增长，总量还不到一百万吨。这点油杯水车薪，远远满足了发展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需求，不得不依赖进口缓解尖锐的供需矛盾。
临危受命的李聚奎部长深感责任重大，压力如山。到人后一边着手整合队伍、理顺机构，一边熟悉情况、调查研究，重点征询各方面的意见，为确定发展石油工业的出路壁画蓝图。当时有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一部分同志认为我国尚未进行广泛的地质普查，蕴藏油气资源的前景不明朗，况且勘探的周期长、风险高，力主利用储量丰富的油母页岩和煤炭做原料，大搞来得快的人造油把握性大。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搞人造油成本高、产量低，并且工艺复杂，钢材消耗量大，现有的财力物力难于承受。从长远的观点看不利于从根本上扭转我国急需大量石油供给的被动局面，建议把寻找油气田的地质勘探作为重点，集中力量奋力一搏。
两种观点各有利弊，如何抉择？是李聚奎部长必须尽快做出决断的当务之急。万事开头难，他遵循毛泽东主席“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教诲，在主持石油工业部第一次部务会议时决定，立即派出两个石油代表团分别赴东欧和苏联进行实地考察。赴东欧的代表团重点了解人造油的生产工艺，赴苏联的代表团系统学习天然油气的勘探方法。与此同时，李聚奎还听取了地质部和石油工业部众多地质专家对我国含油远景的分析和判断，建立起立足本土重点勘探天然油气田的信心。在充分汲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发展石油工业的经验和教训之后，根据已经进行地质普查地域显露的初步成果，下决心继续加大勘探投入，力争在两三年内找到一两个比较有开发前景的含油气区，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石油供给严重短缺的问题。同时，利用苏联提供的技术援助，对日伪时期遗留的人造油加工厂进行升级改造和扩建，尽快增加产量缓解燃眉之急。李聚奎审部长时度势，深思熟虑，双管齐下的果断决策，确立了发展我国石油工业以勘探开发天然油气为主，生产人造油为辅的总方针，得到了党中央的赞同和批准，纳入了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
天高地广的辽阔国土，在哪里能找到蕴藏油气资源的突破口？当时没有确切的答案。已经发现油气苗的地域都在大西北和大西南，顺藤摸瓜的勘探趋势，注定了一场异常艰苦的鏖战势在必行。李聚奎部长在缺乏资金、装备落后、技术力量不足的困难条件下，领导石油工业部党组指挥千军万马，在地质部的配合下西进渺无人烟的高原戈壁，南下行路难于上青天的巴山蜀水，回旋于沟壑纵横的陕甘宁盆地，终于探查到了几处油气田的藏身之地。从1955年到1957年，相继在新疆准噶尔盆地发现了储量上亿吨的克拉玛依油田，在青海柴达木盆地发现了油泉子、冷湖、花土沟等处储油构造，在四川盆地发现了蕴藏油气的新线索。这些突破性的成就，迎来了我国石油业发展史上第一个储量增长的高峰，不仅颠覆了某些西方地质学者散布的“中国贫油论”， 还为后续石油工业的大发展培训了队伍，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1957年10月8日，新华社从兰州发出电讯，宣告我国第一个天然石油基地——玉门油矿建成大型联合体，以年产原有75万吨的稳定生产能力，为在甘肃兰州开工建设的我国第一座百万吨级炼油厂源源不断提供原料。加之经过改扩建的人造油生产能力大幅度提升，1957年底盘点，我的石油总产量从1955年的96.61万吨，猛增到145.78万吨，天然气年产量由1674万立方米，飙升到7007万立方米。双双上扬的递增曲线，显现了中国石油工业由弱小转为上规模的蓬勃之势。
然而世事难料，李聚奎任部长期间正值中国的政治空气过热，由下而上刮起的浮夸风愈演愈烈，说大话、讲空话，比谁嗓门高的狂热情绪导致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弥漫泛滥。尽管石油工业部取得了开拓性的发展业绩，却因差5万吨原油产量未能达到第一个五年计划预设的指标，成为国家各部委中唯一抬不起头来的落后部门，让身为部长的李聚奎倍感压力沉重。
 
以求真务实的作风履职尽责
李聚奎1904年出生于湖南省安华县（今涟源市）的农民家庭，1926年参加国民革命军，1927年7月跟随彭德怀举行平江起义进军井冈山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久经革命战火历练的老红军。他始终信仰坚定不色不变，在石油工业部任职期间为了节省汽油每天步行上下班，使用的喝水杯是1949年部队统一颁发的搪瓷缸子，走到哪儿带到哪儿，艰苦奋斗勤勉敬业的风范，赢得了石油系统干部职工的信赖和爱戴。最难能可贵的是李聚奎敢于讲真话、说实情、不避嫌、负责任担当的政治品格传为佳话。
李聚奎担任石油工业部长的第三个年头，中国的政治风云激荡的越发剧烈，1957年开始的“反右倾”运动席卷全国，石油部的工作有没有右倾问题？是摆在李聚奎面前一份必须确切回答的问卷。他反复对照党中央的要求认真回顾了自己担任部长以来的所作所为，感到并没有过失。随后又组织部党组成员详细讨论研究了过往的各项工作部署，确认已下达的一系列工作计划都是符合实际需要的妥当安排。权衡再三之后，李聚奎在部党组会议上明确宣布：“根据国家给我们的投资和我们工作的安排进度看，石油工业部的工作没有右倾问题。”当时宁左勿右的风气泛滥成灾，一些高层领导干部见风使舵，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规避政治风险。李聚奎却不怕引火烧身，坚持从实际出发，顶着压力在石油工业部没搞“反右倾”斗争，保护了干部职工的积极性。
在国家经委召开研究1958年生产指标的会议上，时任经委主任薄一波征询李聚奎的意见，问他：“1958年能不能把石油产量搞到180万吨？”李聚奎思索后坦诚地回答：“今年国家给我们的投资仅大体维持在去年的水平上，明年还要 减为4个多亿。人造油的资源不能增加，新的油田又没发现，明年的计划能维持今年150万吨的水平，还要做很大努力，增加到180万吨是不可能。”此言一出形成了顶牛之势，让许多与会老同志为李聚奎的表态担心，会下劝他脑子活一点，先把指标抬上去，如果完不成再找理由推诿。李聚奎不为所动，坚定地表示：“这个办法不行，办不到的事，我不敢乱讲。”
李聚奎对这件事记忆犹新，在晚年的回忆中动情地陈述：“我这个人一辈子都是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能办到的事情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也会想方设法办成，明知办不到的事情，就把情况讲清楚，供领导决策时参考。我总是想，中央的情况是从各部门、各单位反映上来的，你情况反映的不实，中央据此确定的方针政策就可能有偏差。这样的事情，我们做具体工作的同志一定不能做。打仗是这样，搞建设也要这样。”
1958年举国“大跃进”，如火如荼，风起云涌狂潮吹得人们头脑发烧，喊出了“跑步进入到共产主义”的冒进口号。李聚奎在石油工业部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工作步调显然不合时宜，走马换将的结局只是时间问题。1958年2月，党中央决定李聚奎与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余秋里将军对调工作岗位，心胸坦荡地离任，重着戎装回归部队，担任总后勤部政治委员。
 
李聚奎在石油工业部主持工作的时间虽然不满三年，但是他光明磊落的品德和开创性业绩却留下了坚守初心、不辱使命的崇高背影。鉴于他为革命事业出生入死，屡建功勋的军旅贡献，中央军委责成聂荣臻元帅主持补办了授予上将军衔仪式。此后，李聚奎将军再也没有离开部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呕心沥血，直至终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