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国石油工业的迅猛发展，可以说是一路凯歌，大体经历了建国初期艰苦创业、文革期间自力更生、改革开放后洋为中用三个主要阶段。在几代石油人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荡涤了极端落后的沉疴，跻身于世界排名的前列。这段由弱到强的跨越性转折，与三次大规模的技术装备引进密切相关。
中苏友好奠定了基础
1949 年新中国创立之际，石油工业一片惨淡，面临供给不足的严重危机。寒流很快袭来，毛泽东主席放下诸多待定的建国大事，乘火车匆匆启程前往莫斯科，一路上都在思考如何拜见社会主义阵营的盟主斯大林，为满目疮痍周身缺血的新中国争取经济援助。经过一轮又一轮艰难的外交谈判达成了共识，两国政府于 1950 年 2 月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由此掀起了在苏联及其东欧盟友的援助下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高潮，基础最为薄弱的石油行业迎来了发展壮大的第一次机遇。
1950 年 3 月，尚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主席，亲自出席了《中苏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的签字仪式。从第一份合同的落实到 1960 年中苏关系的破裂，10 年间以苏联为主，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辅，向中国输出了全套的地球物理勘探装备、钻采机械、以及相应的仪器仪表和相关技术体系，其中包括航空磁力、重力、大地电流探测设备和 10 套当时性能最先进的车载式光点地震仪。据称，当时苏联制造的尖端石油勘探测井仪器价格非常昂贵，购买一套支付的费用相当于三架喷气式战斗机的款项。尽管如此，为了组建日后能够独立进行石油普查的勘探队伍，中央人民政府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优先安排资金照单引进。同时还高薪聘请苏联和东欧友好国家的专家来中国传授技术。据《百年石油》一书披露，从 1950~1959 年，先后有434 名来自苏联的专家、学者、技术人员受聘担任了中国石油系统的技术顾问。
这一时期，中国的石油工业完全临摹了苏联的模式，创建的石油科研院所采用苏联的技术标准，应用苏联提供的科研仪器，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开展区域性石油普查。开办的石油院校颁发俄文版的教科书，聘请苏联教师讲授专业课程。同时，连年选派留学生和在职人员到苏联以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专业深造进修。上到石油工业部的高层领导，下到石油生产的每一个岗位，人人都把苏联专家尊为启蒙导师，学习苏联总结的石油地质理论和积累的勘探开发实践经验，利用从苏联引进的全套装备建立起初具规模的石油工业体系。短短几年的时间，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一扫而光，相继在新疆的准噶尔盆地探明了克拉玛依油田，在青海的柴达木盆地发现了油泉子含油构造，在四川盆地钻遇了多处油气显示地区，在苏联的援助下恢复了玉门油田的生产能力，建成了中国第一个百万吨级天然石油生产基地，使全国的石油产量从 1949 年的 12 万吨，跃升到 1959 年的 373 万吨。
从苏联引进的全套石油装备解决了燃眉之急，为了谋求长远的可持续发展，从 1953 年起在苏联的援助下开始建设制造石油基础装备的工厂。1954 年，宝鸡石油机械厂落成，按照苏联的图纸生产石油钻采机械的配件。1955 年底，西安物理仪器修造厂宣告成立，1956 年改为西安石油勘探仪器总厂，参照苏联的样品制造出全自动电测仪，获得了国家发明奖。同年，上海石油钻头厂仿制苏联的三牙轮钻头获得成功。1956 年成立了上海石油机械配件公司，下辖 16 个中心厂、54 个卫星厂， 开始制造高压阀门、 采油树、防喷器、钻杆接头，抽油机配件等石油专业产品，结束了中国石油装备完全依赖进口的历史。
上个世纪 50 年代初，中国的石油炼化加工产业处于空白状态，生产不出高质量的燃料油和润滑油。为了帮助中国提升石油炼化加工的能力，苏联援建了第一座现代化的炼油厂，1956 年 4 月在临近玉门油田的兰州市破土开工。同时苏联还应中国政府的邀请，派出技术专家到东北地区，协助升级改造日伪统治时期遗留在大连、抚顺、吉林、四平等地的油炼厂，指导装置简陋的玉门炼油厂，试制成功了当时国内急需的透平油、压缩机油、气缸油三种新产品。从而使中国的石油炼制加工告别了小茶壶式的寒酸，营造了钻、采、炼上下游齐头并进的石油产业链。
中苏友好的 10 年蜜月期间，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向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来自罗马尼亚的钻机，东德的钻杆、捷克斯洛伐克的重载汽车、波兰的大马力柴油机、匈牙利的地球物理地震勘探仪器，为中国石油工业体系的建立锦上添花。尽管当时中国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引进的石油技术装备并不是最先进的，但却是填补空白的及时雨、雪中炭，是新中国在受到帝国主义国家敌视、包围、封锁之下能够得到援助的唯一来源。1950 年到1960 年，第一次大规模成龙配套的石油技术装备引进，奠定了中国石油工业完备的基础，为上个世纪 60年代的大发现、 大开发， 培训了人才、积蓄了力量。改善民生的石油化工1960 年，中苏两党公开论战导致关系恶化，断绝了外援，蓬勃兴起的石油工业被迫在已有的基础上自力更生。
1964 年，西欧的法国率先转变态度，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965 年，石油系统从法国引进了 5 套技术性能远超过苏联的地球物理模拟磁带地震仪，交给西安石油仪器厂进行仿制。有了这种勘探石油的先进利器，让石油工业部如虎添翼，一口气装备了 200 支石油物探地震队，应用到华北和环渤海湾地区的石油勘探，发现了成片隐蔽的深层油气田。从而使中国的石油产量在 1970年攀升到了 3,000 万吨。当时，中国没有像样的石油化工，小作坊式的化肥装置生产不出高含氮的尿素。
锦州率先生产出的化学纤维称为锦纶，因为数量太少，纺织的尼龙袜子成为紧俏的奢侈品。仅有的两套乙烯生产装置，年产量不到 6 万吨，导致塑料制品供不应求。1971 年初秋，毛泽东主席结束了巡视大江南北的旅程， 乘火车从上海返回北京，发现随行的工作人员穿了一件的确良衬衣感到很新奇，询问情况才知道在上海要想买到这种化纤面料的服装不仅要凭工业卷，还要排长队限量购买。于是在当年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与周恩来总理谈起这件事， 指示从国外 “先买一个厂” ，多生产一些的确良，改善人民群众的穿衣需求。此时，恰逢世界格局逐渐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转变，第二次大规模引进石油技术装备的机遇悄然降临。
1971 年 10 月，联合国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1972 年 2 月，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来访，发表中美《联合公报》，确立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开始磋商两国关系正常化。同年 9 月，日本时任首相田中角荣抵达北京，宣告中日两国恢复邦交的消息震动了全世界。一些急切盼望与中国来往的产油大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再也坐不住了，纷纷摇动寻求合作的橄榄枝，迎接首次到中东和欧美地区考察的中国石油代表团。通过法国、伊朗、加拿大三国敞开的窗口，使中国石油界看到了巨大的落差。执掌石油工业帅旗的康世恩触景生情，悲壮地发愤：“倾家荡产，砸锅卖铁，我们也要上一套30 万吨乙烯装置”。
当时，仍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财政捉襟见肘，外汇储备降到了最低点。即便如此，国务院还是痛下决心，在李先念副总理的主持下制定了优先从国外采购石油化工装置，解决人民群众缺吃少穿的问题。这份需要花费 43 亿美元的大单，简称“四三方案”，经毛泽东主席审阅后批准实施。首批项目与美国、日本、荷兰、丹麦等国签订了采购 13 套大化肥、4 套大化纤和1 套 30 万吨乙烯生产装置的合同，总计支出了 18 亿美元，占“四三方案”的 41.86%。这批首次引进的石油化工装置具有世界领先水平，视为国之重器，国务院调动了 27 个省市的上千家企业进行石油大化工基地的建设施工。
引进的第一套 30 万吨乙烯及其配套的高压聚乙烯、聚丙烯生产装置落户在北京远郊燕山脚下的东方红炼油厂，两者合并后改称燕山石化公司。1973 年 8 月破土动工，经过 2 年零三个月的日夜奋战最终建成投产，并积累了大型石油化工设施安装、调式、运行的经验。随后，国务院决定再引进 4 套 30 万吨乙烯生产装置，安排的大庆、扬州、宁海等地建厂，一举使中国的乙烯总产量上升到世界前列。
引进的 13 套 30 万吨合成氨和48 万吨尿素生产装置，分别安排在四川泸州、河北沧州、辽宁辽阳、黑龙江大庆等靠近油气田的位置建厂，1973 年下半年开工，1976 年后陆续竣工投产。1978 年，已经建成的 7 套大化肥生产装置累计生产尿素 361 万吨，使中国的粮食产量稳步增加， 创造了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的奇迹。引进的第一套大型化纤生产装置落户在上海金山石油化工总厂，1977 年建成投产，可向当时全国拥有的 8 亿人每年平均供给三尺化纤纺织面料，使中国结束了完全依赖种植棉花纺线织布解决穿衣问题的历史。
上个世纪 70 年代的石油化工生产装置大引进立竿见影，不仅使中国人民的生活质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还为日后轻工业的发展、国防工业的品质提升、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通过第二次大规模技术装备的引进，石油系统上下游逐步匹配，一批掌握了石油大化工生产技术和管理的高端人才脱颖而出，不仅使中国的石油化工产品琳琅满目，并且具有了创新的研发能力。从第一批引进的石油化工装置落地开始，中国的石油生产与炼化加工犹如羽翼丰满的一双翅膀，煽动起一飞冲天的力量追赶世界先进潮流，大幅度缩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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