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油气对外依存度,石油超过七成,天然气超过四成,大大超过美国历史上的最高值。就综合国力和在世界石油业里的话语权而言,我国和美国还有不小的差距。值此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时期,油气过高的对外依存度显然是国家能源安全的软肋。
石油上游业具有“高风险、高技术、高投入、长周期”的特点,因而要改变对外依存度过高的局面,将是一个长期攻坚克难的过程。即使将全国原油年产量恢复到原有的2亿吨水平,由于认识上、政策上、技术上和机制体制上的诸多原因也非轻而易举的事情。在此形势下,怎样保障国家油气供给安全,並为今后彻底改变这个局面打好基础,这是石油上游业“十四五”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多措並举,保障能源安全
笔者一贯主张,在可获得性、经济性允许,不给自然环境带来伤害的前提下,我国应多利用、多储备境外的油气资源。与此同时,国内的勘探开发一刻也不能松懈,要多找储量,多建产能,並选择部分“富集高产”储量,“建而少采”或“建而不采”,以备不时之需。不能只顾眼前,拼命采油,而不计其余。荷兰执行“小气田政策”,放手开采260个小气田,而将格罗宁根特大气田保留一半产能,作为调峰应急之用的做法给人启迪。
美国长期在对外高依存度下保障油气供给安全的经验也值得认真分析借鉴。他们的经验,一是认识到位,二是措施有力。即使在美国国力最鼎盛时期,小布什政府也认为“对进口石油的依赖是一个长期严重的挑战,使美国经济极易遭受破坏。加重对国外石油的依赖,深刻说明在制定能源政策上的失误”。为此,一手抓国外资源,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手抓国内资源,用了五项办法。由于实现“能源独立”已成为国家共识,无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当总统都以一贯之,持续三十多年的努力,不仅保证了油气供给安全,而且本土油气产量“梅开二度”重回峰值,改变了世界能源版图。当前,单位GDP能耗,我国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三至五倍,节能有很大的潜力。“节流”实质上等同“开源”。我们要“开源”“节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分清层次,谋划上游未来
石油上游业是厐大的系统工程,要持续健康地发展,正确的发展战略是关键。战略学是研究战场与战场,阶段与阶段的科学。不谋全局、混淆阶段就会顾此失彼、贻误战机;就会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目前看来,“十四五”,乃至“十五五”,至少要分四个层次进行规划
提高采收率,提高储量动用率,实现高质量发展。以全国现有累计探明地质储量为基数,原油采收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2亿吨原油年产量水平,可以再多生产两年。探明未动用储量若动用一半,石油可供新建产能2000万吨左右;天然气可供新建产能250亿方。提高采收率,提高储量动用率符合“节约合理使用矿产资源”基本国策,是石油上游业实现高效益、高质量发展最现实的抓手。
举全国之力,加快近海油气区发展。我国近海油气区包括渤海,黄海与东海西部,南海北部。具有“三低一浅”的特点,“三低”,即工作程度低,我国近海工作程度最高的渤海和珠江口盆地,其探井密度也只有渤海湾盆地陸域的1/10和1/70。储量探明率低,低于30%,处在勘探早期以构造油气藏为主要工作对象阶段。油气采出程度低,渤海石油采出程度小于10%,仅相当渤海湾盆地陸域的一半。“一浅”,绝大部份油气资源分布在水深小于300米的区域内。
当前,世界石油业发展趋势是“走向深海”。但是,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石油地质条件的不同,我们不能“东施效颦”,急忙将深海作为主攻方向。我国近海油气区“三低一浅”的特点,正是我们的优势,可以成为近期高速度、高效益“增储上产”的重点战场。应该通过矿权管理制度改革,引入更多的投资者和作业者,加快这里的开发步伐。
机制体制创新,重新认识评价松辽盆地。在全国所有面积大于10万平方千米的大型含油气盆地中,当前唯有对松辽盆地的油气前景认识存在明显的分歧。笔者在《大庆创建百年油区之我见》(中国能源报,2017.2.6.第二版)一文中指出:“大庆油区面临的不是有没有油气资源的问题,而是有没有本事找到並采出来,而且是经济地采出来的问题”。本世纪初,松辽盆地里有44家不同体制的小油公司从事“低品位”油气资源开发,年产油量曾达到230万吨。当时,油价並不高,仍有利可图,就是有力的佐证。近期,河套盆地,通过矿权内部流转,华北油田公司成为该区作业者后,在这勘探多年的地方,很快找到了有一定储量规模的吉兰泰油田。这个例子进一步证明善于选择不同特长的队伍打不同领域的仗,充分发挥队伍优势的重要性。重新认识评价松辽盆地是事关全局的大事,不仅直接关系着全国油气产量能否稳产上产;而且关系到对全国油气资源前景能否有一个符合实际的认识。
锲而不舍,探索新区、新领域。积极探索新区、新领城,事关工作的前瞻性,事关石油上游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早动手,锲而不舍地进行探索。西藏、滇黔桂湘和南海中南部都是有含油气前景的新区;页岩油气、煤层气、地热(含干热岩)和天然气水合物等都是正在进行工作的新领域。在石油上游业发展规划中,它们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谁在哪个时期担当“主角”,取决于工作进展程度,而不取决于拥趸者嗓门的大小。
页岩油气在我国是受热捧的矿种,近期也取得了不少进展。但是从多次规划的产量指标屡屡落空的原因来看,它们要担纲油气发展的“主角”,至少还要创造下列条件:实现有经济效益的规模开采;核心技术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核心设备国产化;足够的后备储量足以弥补产能剧烈递减,实现生产能力的有效接替和提升;少水化或无水化增产措施得到推广;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可控。
群策群力,担当历史使命
共产党人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坚信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的基本工作方法,是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能够取得成功的法宝。我国石油工业能够不断攻坚克难迅速崛起,也离不开这个法宝。在新中国70年的油气开发历史上,石油产量出现过两次“低谷”:第一次“低谷”,谷底是1981年,年产油1.0121亿吨,较1979年的1.0614亿吨峰值下降了近500万吨。有专家认为,产量只有降低到8700万吨,才能稳得住。然而通过“一亿吨原油产量包干”政策,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产量不仅止跌回升,而且突破了2亿吨大关!在这次波折中,胜利油田产油量由1978年的1945万吨下降至1611万吨,減少了300多万吨。以油田总地质师为首的一些专家认为,油田勘探己进入“无整拾零”阶段,原油产量只有降到1100万吨才能稳住。同样通过落实原油产量包干政策,调整了油田领导班子和总地质师,汇聚了群众的智慧,原油产量逐步回升,1993年更达到3355万吨的高峰,之后一直在2400_2700万吨高位上运行。“基层群众思想最解放,认识最符合实际!”这是人们从这一次曲折中形成的共识。美国石油业历史上也曾多次出现著名专家断言,美国石油资源很快就要枯竭。然而实践结果一次次恰恰相反。美国那位九十高龄石油地质家普拉特(W.E.Pratt)在《找油的哲学》一文中回顾了这些故事,认为这些专家被已有的知识束缚了头脑,进而感叹“人们的精神状态可成为探索石油的难以克服的阻力”。
第二次“低谷”,谷底是2018年,年产油量1.89亿吨,较2015年2.15亿吨的峰值下降了2600万吨。前后两次“低谷”相距近40年,但是形成低谷的原因却有诸多相似之处。引起产量下降的主要因素都不是“资源枯竭了”,而是因前期投入不足,“增储上产”步子跟不上所致。因此,走出第一个低谷的经验,对走出第二个低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其中,最重要的经验是,定战略,编规划,做决策,一定要到生产一线、科研一线深入调查研究,汇聚广大群众的智慧,因为这才是事物的活水源头。(注:原文曾刊于《中国能源报》2019.11.25第四版。本文重新编辑整理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