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初，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亲自组织松辽石油会战，在萨尔图、杏树岗、喇嘛甸三个构造高点上甩开勘探的三口探井，相继喷出了高产油流。石油工业部上下都为此欢欣鼓舞，部长余秋里却不敢笑得太早，他反复讲：“一口井喷油不等于整个构造都含油，一时高产还不能肯定找到了蕴藏石油的富集区。”况且最先喷油的萨66井为了尽快达到战略侦察的目的，没有按照石油勘探的常规程序钻取岩心。渴望与担忧混合的思虑像一把钳子紧紧夹在心头，余秋里坐卧不宁，寝食难安，急需向学问大的石油地质专家讨要一颗定心丸。
    焦虑之中，北京石油学院的一位女教授来到松辽石油勘探前线。这个人叫吴崇筠，是岩石学专家、勘探系岩矿教研室的主任。1958年2月，余秋里刚到石油工业部任职，耳朵里就灌满了关于吴崇筠教授的传闻，知道这位女学者1921年出生在四川省江津县，1941年考入了民国时期的中央大学地质系，1945毕业留校做了助教，1947年赴美国路易斯安那大学深造，主修岩石学、古生物学和石油地质学。1950年响应祖国的召唤，她毅然放弃未修完的学业，冲破美国政府的阻挠，乘坐“威尔逊总统”号客轮与128名中国留学生一起经香港归来，投身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批赴美的中国留学生个个都是精英，其中有后来成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学石油地质的吴崇筠是当时石油工业部急缺的稀有人才。余秋里还了解到，吴崇筠刚一回国还没有安顿下来，就把多年积蓄的2000美元捐献出来支援志愿军抗美援朝，没给自己和孩子留下一美元。并且自愿要求到生活艰苦的大西北风餐露宿，骑骆驼去野外勘探石油。当时中国的石油工业刚刚起步，科学研究的基本手段近乎一无所有，吴崇筠担起了拓荒者的责任。1953年由她一手操办，在玉门油矿建成了第一个地质实验室，培训了一批操作员。随后又去成都和西安帮助组建其它的地质实验室。爱事业胜过爱家庭的吴崇筠，1954年4月调入北京石油学院任教，才和丈夫、孩子团聚。那时的北京石油学院完全按照苏联的教材组织教学，吴崇筠精通英语却不会俄语，为了与苏联的专家教授进行学术交流，她自修俄文，编写教材，主讲普通岩石学、沉积岩石学、结晶矿物学、光性矿物学等专业课程，培养了新中国第一批从事石油地质工作的大学生，可谓誉满石油界，桃李遍油田。1959年8月，吴崇筠生下第三个孩子，12月份就陪同苏联地质专家萨尔基相来到了天寒地冻的葡萄花油田，搜集资料，观察岩心，为应届毕业生们安排现场实习和撰写论文的题目。
    这位赫赫有名的学者来到松辽勘探现场，余秋里部长岂能放过求教的机会，吩咐秘书一定要把吴崇筠教授恭恭敬敬地请到松辽石油会战指挥中心所在的安达1号院，听她讲一堂岩心鉴定课。余秋里在回忆录里深情地记叙了这件事：
 
    有位留苏学生带回几块高加索油田的含油石英砂岩的岩心。我听人说，石英砂岩的储油物性最好，而大庆油田的储油层是长石砂岩，储油物性到底如何，对今后注水开发有何影响，我放心不下。有一天，我请北京石油学院副教授吴崇筠来讲储油层结构和物性。她是华侨女儿，留美博士，专攻微古生物，是一位有爱国心，有事业心，有责任心的女专家，担任会战地质指挥所的岩心队长。她和她的丈夫（石油化工设计专家朱康福）双双参加会战，把三个儿女留在北京，请了一位保姆照管。我在一间简单的办公室，以学生的姿态，坐在小木桌前，听她讲课，边听边记。她给我讲了松辽盆地和周围地区的地质背景以及油层形成条件，说明这里的长石砂岩的储油物性是好的。她带了显微镜，把砂岩薄片放在镜下让我观看，并且向我讲解砂岩结构和物性。我听了她的介绍，又看了岩心分析资料，明白了大庆油田长石砂岩的结构是好的，颗粒均匀，强度较大，渗透率、饱和度都比较高，储油、出油性能很好。因此，对储层问题就比较放心了。——《余秋里回忆录》
    听了吴崇筠教授的一堂课，余秋里的心情为之一振，不再为1958年组织四川石油会战失败遗留的阴影所纠结。川中这个“教师爷”让老红军出身的部长牢牢记住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重要性，组织松辽石油会战绝不能再犯情况不明决心大那种不可改正的错误，一开始就要树立起革命精神与科学态度相结合的指导思想。部长余秋里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引领数万大军拉开了实践先行的石油大会战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