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家正紧锣密鼓地编制“十四五”发展规划。国内原油产量指标，是人们关注的“热点”。“将年产量恢复到2亿吨”的设想，也备受多方质疑。影响产量的因素很多。囿于专业和当前工作条件，本文拟侧重资源因素的讨论。
 
增加产量的资源基础
 
2019年，我国国内原油产量1.91亿吨，居世界第7位，是全球主要石油生产国之一，也是产量仍有不小上升空间的国家。首先，国内的石油勘探不充份、不平衡。我国有含油气远景区域，大体只有一半颁发了许可证进行勘探开发，形成了近海、东部、中部和西部四大油气区。即使在工作程度最高的东部油气区，新世纪头15年里，仍然有许多重大发现，增长了40多亿吨石油地质储量，约占全国同期新增储量的3成。其次，资源探明率低，釆收率低、采出程度低。分别不足4成、3成和2成。另外，我国有丰富的“非常规”石油资源，而探索则刚刚起步。
 
第三，资源量、储量和产量都是技术经济条件的函数。近一个世纪以来，对我国石油资源的前景评价随着工作程度的提高，科技和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而越来越好。全国石油资源量由 1.75亿吨(1922年.美孚石油公司数据)，15.5亿吨(1954年.燃料工业部数据)，787亿吨(1987年.石油工业部数据)，上升到 1257亿吨(2015年.国土资源部数据)，今后还将继续增长。
 
根据石油资源稟赋不同，石油上游业形成了两种发展模式: “富集高产为主”的，如沙特、伊朗、伊拉克等国，走“少井高产”的道路; “低品位为主”的，如美国，走“多井低产”的道路。美国是位居全球首位的石油生产国，历史上也曾有过日产千吨以上的油井，但占比很小，因而长期全国平均单井日产量只有1吨左右，其中，约4成的油井，平均单井日产量只有0.28吨(2桶)。我国的石油稟赋条件，也只宜走“多井低产”的道路。但是，现代石油工业的历史，中国比美国晚一百多年，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因而，再发现一些相对“富集高产”储量的概率我国比美国要高得多。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国发现了任丘潜山油田，口口井日产千吨以上，最高的4620吨。当时，全国单井平均日产量也因此一度拉升到20吨以上。为了高质量、高效益发展，“十四五”要力争多开发一些相对“富集高产”储量。
 
产量“低谷”与对外合作“低潮”
 
新中国石油史，是一部全国原油年产量由12万吨快速增长到2.15亿吨的历史。其间曾出现过两次“低谷”：第一次“低谷”，谷底是1981年，年产油1.01亿吨，较1979年的1.06亿吨峰值下降了近500万吨。有专家认为，产量只有降低到8700万吨，才能稳得住。然而通过“一亿吨原油产量包干”政策，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产量不仅止跌回升，还突破了2亿吨大关！在这次波折中，胜利油田产量由1978年的1945万吨下降至1611万吨，減少了300多万吨。以油田总地质师为首的一些专家认为，油田勘探己进入“无整拾零”阶段了，产量只有降到1100万吨才能稳住。通过执行原油产量包干政策，原油产量逐步回升，1993年更达到3355万吨的高峰，之后一直在2300-2700万吨高位上运行。“基层群众思想最解放，认识最符合实际！”这是人们从这一次波折中形成的共识。
 
第二次“低谷”，谷底2018年，年产油1.89亿吨，较2015年2.15亿吨峰值下降了2600万吨。这次减产的特点是所有的油公司，无论是央企、地方国企、民企和外企一律都減产。这是2014年国际油价暴跌，油公司为减少经济损失，主动关闭部分油井的结果。前后两次“低谷”相距近40年，但是形成低谷的原因却有诸多相似之处。引起产量下降的主要因素都不是“资源枯竭了”，而是因前期投入不足，“增储上产”步子跟不上所致。因此，走出第一个低谷的经验，对走出第二个低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其中，最重要的经验是，定战略，编规划，做决策，一定要到生产一线、科研一线深入调查研究，汇聚广大群众的智慧，因为这才是事物的活水源头。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开启了海洋对外合作开发石油，第一、二轮区块招标得到国外石油公司的热烈响应。然而，头几批探井没有取得预期结果 ，海域勘探出现了低潮。面对外国油公司及其合伙人的质疑，笔者曾代表国家资源管理部门回应道：“外国石油公司，尤其是那些大石油公司，勘探成果不理想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中国‘贫油’，也不是没有把好区块出让给他们，而是他们对中国石油地质规律需要有一个摸索和熟悉的过程；他们对中国油气资源进行技术经济评价的‘门槛值’过高，远高于其本国的标准，因而纵然有油气田存在，也一时找不到或采不了” 。后来，海域实行了对外合作和自营并举的方针，经过20年不懈努力，2010年，年产原油4160万吨，天然气98亿方，初步建成了一个“海上大庆”。实践再次证明：由于工作对象--油气田的唯一性，不立足中国石油地质特点，单有“洋枪、洋炮、洋办法”很难取得成功。
 
美国石油业也多次出现过类似的事情。每当“增储上产”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有著名专家断言，美国石油资源很快就要枯竭了,然而实践结果恰恰相反。美国那位90高龄石油地质家普拉特(W.E.Pratt)在《找油的哲学》一文中回顾了这些故事，他认为这些专家被已有的知识束缚了头脑，进而感叹“人们的精神状态可成为探索石油的难以克服的阻力”。
 
产量愿景与重点工作
 
回顾过去的60年，展望未来的20年，认为2030年全国原油产量达到2.5-3.0亿吨，有资源基础；依靠科技进步、依靠科学管理, 实现这一目标是可能的。2011-2015年实施情况好于预期。年均新增储量10 亿吨以上; 探明未开发储量，“不减反增”。2015年原油产量2.15亿吨，比2010年净增 1400万吨，年均新增280万吨。若无油价暴跌的干扰，保持上述年增长幅度，2030年全国原油产量完全可以达到2.5亿吨以上。2019年，通过贯彻习近平主席“提升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批示，加大了石油上游业的投入，全国产量已经止跌回升开始走出“低谷”。
 
显而易见，今天增加产量的储量基础比十年前更坚实了。但是，储量转化成产量不可能一蹴而就，还必须脚踏实地做好下列工作：一是，深入分析“十三五”減少的2600万吨产量，分类明确复产所需的技术经济条件，提出切实可行复产方案。二是, 提高采收率，提高储量动用率。三是，举全国之力，加快近海油气区发展。近海油气区包括渤海，黄海、东海西部，南海北部。具有“三低一浅”的特点: 即工作程度低。渤海和珠江口盆地，探井密度只有渤海湾盆地陸域的1/10和1/70。资源探明率低。低于30％，尚处在勘探早期以构造油气藏为主要工作对象阶段。石油采出程度低。渤海小于10％，仅为相邻陸域的一半。近海大部份资源分布在水深小于300米的海域内。“三低一浅”的特点，使近海可以成为“增储上产”的重点战场。
 
四是，机制体制创新，重新评价松辽盆地。在全国面积大于10万平方千米的大型含油气盆地中，当前唯有对松辽盆地的油气前景认识存在明显分歧。重新评价松辽盆地不仅直接关系着全国油气产量能否稳产上产；而且关系到对全国油气资源前景能否有一个更符合实际的认识。五是，锲而不舍，探索新区、新领域。这事关工作的前瞻性，事关石油上游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早动手，锲而不舍地进行探索。西藏、内蒙、滇黔桂湘和南海中南部都是有含油气前景的新区；页岩油气、煤层气、地热(含干热岩)和天然气水合物等都是正在进行工作的新领域。
 
六是, 化危为机，正确应对“低油价”。2020年，自年初起国际油价断崖式下降，给经济发展带来深刻影响。单就全球油气供需关系而言，“低油价”将是今后的常态；然而，作为国际政治博弈的重要手段，油价突发性的大起大落，也是大概率事件。鉴于近2、30年内，油气依然是人类的主要能源之一，因此，怎样直面跌宕起伏的油价，化危为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是一个必需认真研究的战略问题。
 
要有坚持攻坚克难的精神
 
当前，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七成，超过美国历史上的最高值。就综合国力和在世界石油业里的话语权而言，我国和美国还有不小的差距。值此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时期，过高的对外依存度显然是国家能源安全的软肋。
 
石油上游业具有“高风险、高技术、高投入、长周期”的特点，要改变这个局面，将是一个长期攻坚克难的过程。在此形势下，怎样保障国家油气供给安全，並为今后彻底改变局面打好基础，这是石油上游业“十四五”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美国长期在高依存度条件下保障油气供给的做法和经验；长期攻坚克难，国内油气产量“梅开二度”重回峰值，实现“能源独立”，改变世畀能源版图的做法和经验，值得认真分析和借鉴。
 
要紧紧围绕国家能源安全问题，将国内国外工作做成互为表里的一篇文章。坚持多边主义，构建产油国和消费国“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国际上各种相关条约、规范的制定；灵活地增减国内产量、进口量和储备量……以不断提升我们的“话语权”。提升“话语权”，是一场硬仗，要克服来自内部与外部的重重阻力，是改革开放真正的“深水区”。唯有打好这一仗，我们才能在变化多端的世界石油市场里，变被动因应为主动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