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士以高昂的热情迎接新的时代。1950年春，他主持的真空蒸馏厂收尾工程相继建成投产，接着又参与了将蒸馏裂炼厂改建成双炉裂炼达布斯裂化装置的工作。

石油工业“五朵金花”的功臣
建国初为加速我国科技与工业的发展，国家号召向苏联学习。学习必须通过文字关，高士的工作高度紧张，白天晚上都抽不出时间学俄文，于是他便清晨四点钟起床学习。经过一年多的刻苦学习终于可以阅读俄文技术书刊。这不仅使他拥有了英、德、日、俄四国语言的能力，而且帮助他掌握了更多世界石油发展的技术信息，大大提高了他的技术水平。

1953年，国家为了加快我国石油工业的现代化步伐，燃料部石油管理总局组建了国家设计机构“石油设计局”，从全国石油单位调集设计技术人员，高士作为顶级的炼油设计专家奉调入京。石油工业部成立后，分设了北京设计院与抚顺设计院，熊尚元任北京设计院院长兼总工程师，高士出任副总工程师。

高士在北京设计院12年的任期中，适逢我国石油工业大发展时期，使他的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他作为工程项目负责人，先后主持了新建的兰州炼油厂、大庆炼油厂、南京炼油厂、茂名炼油厂等大型现代化炼油厂和扩建的石油一厂、石油二厂、石油五厂、石油七厂、上海炼油厂等老炼油厂的全面设计工作，被石油部长余秋里称为我国“石油工业最有经验的设计专家”。1956年5月被石油工业部授予先进生产者称号，出席石油工业部首届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时任石油部部长的李聚奎亲自为他颁发了奖章。也就是在这年10月，高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援建合同，使我国正在发展的石油工业发生了严重的困难。面对突如其来的困难，石油工业部1962年1月在北京香山召开炼油技术革新座谈会，北京设计院熊尚元、高士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为了追赶世界先进石油炼制水平，组织力量在流化催化裂化、催化重整、延迟焦化、尿素脱蜡和有关的催化剂、添加剂等五个方面的新技术攻关，这就是我国当代石油炼化史上有名的“五朵金花”。会后高士被安排主攻催化剂铂重整。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高士受石油工业部派遣四次赴欧，先后到英、法、瑞士、意大利、比利时、荷兰等国，考察寻购铂重整成套装置和催化裂化装置的气体压缩机、滑阀等设备材料。经过艰苦的寻求和谈判采购成功，不仅解决了国内炼油工业的燃眉之急，并为建国后我国炼油工业从单一的苏联技术转向全面的世界技术做出了贡献。

1964年,我国石油工业进入又一个快速发展时期，根据“五朵金花”战略，高士调到抚顺石油部炼厂建设工程公司任副经理兼总工程师。这是我国建设的第一支专业炼油施工队伍，承担着国家新建扩建炼厂工程。在建设工程公司任职四年期间，高士连续参加了石油二厂第一套我国自行设计的流化催化裂化装置和第一套引进的铂重整装置，以及胜利炼油厂国内首创的年加工二百五十万吨常减压蒸馏、催化裂化、焦化联合装置的工程建设，主持确定施工技术方案，深入生产第一线解决施工中的技术问题，使工程都高速优质地完成建设任务，如期顺利投产。

高士参与负责引进的铂重整装置，由石油部领导点将，任命他主持施工建设。他尊重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但从不迷信外国专家，在建设中与制造国的意大利专家几次技术交锋，凸显了他的技术能力和维护民族尊严的精神。

工程起始阶段，意大利专家对我国技术能力是看不起的。根据我国制定的施工规程，对机、泵都要解体检查，经正确调试后方能投入运行，但意大利专家以制造厂已经调试好为由拒绝解体检查。高士坚持要解体检查，并向意方承诺解体后的质量问题由中方负责。结果不仅我方检查调试的机、泵都运转得很好，而且在检查一台压缩机时，在曲轴箱里找出了一个装润滑油的小铁罐儿，消除了一大隐患，使意大利专家目瞪口呆，哑口无言。

为避免塔体安装高空作业，高士决定采用我国炼油工程队伍创造的分馏塔所有配件在地面卧装后再整体起吊的技术。意大利专家根本不相信中国人塔盘卧装后整体吊装能够保证塔盘的质量，因而反对这种先进的施工方法，可当他们看到庞大的塔体稳稳地就位在塔底座的螺丝上，呈现出“塔起灯亮管线通”的完美施工效果时，禁不住佩服不已，尤其在对固定后的塔盘进行水平度检查时，见层层都比设计的好得多，更是赞不绝口。

加热炉在施工前制造商只提供了总成图，没有详细的施工图。意大利专家提出要中方加聘厂家专家来华，但要另付宝贵的外汇，被中方否定。高士对中国的设计能力胸有成竹，由我们的设计人员根据总成图很快绘制出详细的施工图。在绘制施工图时，具体设计人员发现加热炉所需一种绝热材料制造商供应的材料数量比实际需要少得多，需要意方按照合同补足，但工期根本不允许跨洋补购，那将使意方因为误期赔付大量金钱。就在意大利专家愁绪冥冥之际，我方主动提出在国内自己解决补足问题，而且在石油部领导欢送这些意大利专家时，作为“礼物”赠给他们，没有要意方一分钱，使得意大利专家最终以感激涕零、心悦诚服的态度离开中国。他们绝然想不到这种绝热材料只是高士与技术人员以抚顺露天煤矿为揭露煤层所开挖出来的辉绿页岩焙烧出来的，而焙烧炉就在铂重整装置附近，相距不过几百米。

1966年4月1日，我国首创的年加工二百五十万吨常减压蒸馏、催化裂化、焦化联合装置在胜利油田开建，这在当年亦是我国最大规模的炼油厂。时任石油部副部长的康世恩点将高士主持工程施工。高士任副总指挥兼总工程师，率施工队伍到山东淄博参加胜利炼厂建设会战，与工人一起住进了工地附近的农村，同吃同住，一直工作到炼厂建成。由于工程进展时间紧迫，施工昼夜不停。适逢隆冬，寒风砭骨，五十多岁的高士爬上几十米高带冰的直梯到炼油塔上去看望正在紧张施工的工人，令工人们感动不已。

石油部要求这套联合装置一年建成投产，并且为了备战要求油罐要建在地下，同时投资要省，质量要好。作为负责解决工程中的设计、施工、生产全面性重大问题的总工程师，高士明白这些要求的严酷，但他没有提出丝毫的异议，运用他的技术与智慧解决了施工中所有的疑难问题。1967年冬，联合装置建成投产，其速度创造了世界炼油厂建设的奇迹。在庆祝建厂会战胜利的时刻，高士因日夜奋战在工地，已经一年多没有见到抚顺的妻子儿女，甚至春节都是与工人们一起在工地上度过的。他对我国石化工业“五朵金花”新技术的贡献可留青史。

艰难时期更见忠诚
暴风雨总是突然而降。就在胜利炼油厂建成，试运转成功，全厂职工沉浸在欢庆之中时，十年动乱的风暴骤然刮进工地，作为施工会战总工程师的高士竟被造反派无中生有地以“走资派、反动技术权威、潜伏特务”之名批斗、关押起来，在“牛棚”中一关就是20个月。在无休止的残酷批斗中，他的腰被踢残，一只耳朵被打聋。可所有这些没有动摇他对国家对石油事业执著的爱。一次批斗他时，造反派给他头上戴了一个用法兰做的铁帽子。沉重的铁帽子压得高士抬不起头直不起腰，汗流浃背。心灵与肉体的痛苦令他心力交瘁，可在批斗完后，看到批斗他的造反派将他头上的铁帽子随意丢到一边，被一个农民捡起就走时，竟骤然发力追上前去，从农民手中一把夺过铁帽子抱入怀中，随后步履蹒跚地朝仓库方向走去，边走边说：“这个铁帽子里的法兰是合金钢法兰，很珍贵的，建装置、铺管线少不了这种法兰，可不能随便丢弃。”或是造反派人性未泯，从此后批斗高士再未给他戴法兰做的帽子。

高士技术高超人品纯正，在工人中有很高的威望，虽然落难，但广大工人心中有数。一天晚上，造反派要开批斗会斗高士，扬言会上往死里打他。一个老工人得到消息后立即找到驻厂的解放军宣传队报告了此事。就在高士被带到批斗会现场的紧张时刻，军宣队派出的几位解放军同志也到了，对造反派的头头说：“高士的问题有我们部队负责，你们不要管了。”随后将高士带走保护起来。对这位及时报信解救他的老工人，知恩图报的高士在文革结束后想方设法找到他，以自己的绵薄之力帮助他解决了家中的困难。

此时，高士的妻子沈佩和带着孩子与老母在抚顺公司基地因受他的牵连也在困境中煎熬。他在北京读书的儿子宜秦曾到淄博辛店炼厂建设工地探望他，虽是在造反派的严密监视下只匆匆一见，也给了他极大地安慰。沈佩和从宜秦信中得知高士还活着，也有了希望。

在高士被关押的近两年时间里，造反派一直希望能够在他身上搞出点儿问题，但内查外调始终没有查出任何问题，只好在1969年秋将他押送到洛阳市宜阳县红旗炼油厂的建设工地，在他所属公司的红旗总队混凝土队监督劳动。

令人惊佩的是，高士认为在“牛棚”里空待了20个月，没有给国家做任何贡献，来到混凝土队终于有了为国家工作的机会。他不满足于工人师傅给他分配的轻活，决心要成为名符其实的混凝土工。在混凝土队干了三年，年近六旬的他竟能够像年轻人一样推着独轮车在工地上飞奔，上下跳板面不改色。可就笔者言，写到这里心中是在落泪的，高士是中国顶级的炼化专家，他的岗位岂是在推混凝土的工地上？

1971年底国内形势渐趋好转，高士被落实政策恢复了党籍，并且补发了三年多的工资九千余元。在被审查期间，由于高士的工资扣罚，每月只发给十元生活费，致使远在抚顺的沈佩和很少的工资要供养三代六口人，只能借债维持，此时已经负债累累，但高士多年被迫脱党一直生活在痛苦中，一经回归甚为感动，将补发工资全部作为党费上交给了组织。

高士真正认识到国家进步的时间被耽搁，是在1973年初结束混凝土队劳动调到洛阳设计院做《炼油设计》编辑的时候。虽然因为对他的政治结论还留有尾巴，没有完全落实政策，但终究在中断六年的工作后有机会接触炼油了。他到编辑部阅读中外书刊后方了解到，这几年国外的炼油技术突飞猛进，而我们基本上停滞不前，没有新技术跟进。怀有深深家国情怀的高士为国家白白丢掉的时间痛心疾首，于是他又不顾家中生活的困难，全神贯注于杂志的编辑工作中去，尤其对外国炼油技术的翻译更是废寝忘食。

此前，沈佩和已带着最小的女儿宜元随单位迁到湖北荆门，其余的孩子下乡插队，老母亲被迫送到北京亲戚家，一家人分在五个地方。高士到洛阳后，沈佩和方到洛阳相聚。他们住在洛阳远郊宜阳县一个叫竹园沟的山沟农民的一孔窑洞里，虽是陋室，孩子们过年时终于可以团聚在一起。1974年，高士与妻子和两个插队回到身边工作的女儿宜煌、宜元搬到洛阳近郊关林的李屯村。生活仍然艰苦，却是文革中一家最美好的时光。

1975年，高士被任命为洛阳设计院技术室主任，虽然没有恢复原职位，但总算干起了本行的工作。冬天即将过去，春天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