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少年和青年时期是在家境贫困、社会动乱和日本侵略中国的环境中成长的。1937年我在上海刚读完初中，就爆发抗日战争。由于不满日本侵略军的统治，我被迫只身离开上海，到浙江丽水碧湖省立联合高中读书。1941年高中毕业的那年，日军又在浙江温州登陆，占领青田，进逼丽水。我和一部分毕业班同学离校，途经江西、湖南，一路跋山涉水，换乘了各种交通工具。8月份，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和西南联大四校统一招生考试，我在湖南衡阳报名参加统考。考试期间，日军飞机经常轰炸衡阳。我们白天在防空洞里复习功课，晚上到考场应试。

立志

11月份，我在桂林打工期间收到中央大学地质系的录取通知后，就由广西经贵州到四川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报到。那年，中大校舍遭日军飞机轰炸受损，新学年不得不后延到12月才开学。在校期间，我选择了经济地质专业，对石油地质、煤田地质和金属矿产地质加大了学习力度。当时日本侵略军占领我国东部和中部半壁江山。我国西北和西南抗日后方地区汽油、柴油等燃料奇缺。学校通往重庆市区的校车，有些用木炭炉产生煤气行驶，有些用桐油、植物油炼制的柴油作燃料，困难至极。1939年在甘肃玉门发现了老君庙油田，给抗战军民带来了信心，依靠我国自己的科技和经济力量建立石油工业。

　　经过中央大学地质系4年的努力学习和3个暑假野外地质实习，我于1944年经老师介绍加入中国地质学会（学生会员），结识在重庆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的一些地质界前辈学者。1945年7月，我大学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时年23岁，很想到当时比较贫穷落后的西北地区工作。正值资源委员会甘肃油矿局玉门油矿来校招聘地质技术人员，我和其他几位同学报了名，经面试录取。我到甘肃油矿局重庆办事处报到，领取重庆至玉门的路费，并预支一个月的工资，我还清了4年学习期间的战区学生贷金。当时抗日战争尚在进行中，我告别了老师和同学，于1945年7月7日从重庆歌乐山资源委员会运输处搭乘运送油矿器材的卡车北上。到歌乐山来送别我的是我的大学女友朱琪昌，她是上海沪江大学化学系转到中央大学外文系读书的学生，比我低一年级。她鼓励我去西北建设石油工业，并答应在她毕业离校后，也到西北来和我结婚，将家安顿在玉门。

　　从重庆到玉门，公路里程共2500多公里，由于卡车车况不好，沿途走走停停，经常抛锚，花了两个多月时间，于9月10日才到达玉门油矿。矿区南侧是雪峰连绵的祁连山，山麓则是一望无际的戈壁砾石滩。从上海滩到戈壁滩就是我从事石油地质工作的起点。

　敬业

　　1945年10月5日，我国第一个重磁力测量队在酒泉县成立，队长是翁文波先生。我被分配到该队工作，在河西走廊从事地球物理勘探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这个队又调到台湾，从事台湾西部平原区的重磁力勘探工作。1948年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在上海成立时，我也是该会创始会员之一。

解放后，1959年至1963年，我参加了松辽盆地和大庆油田的勘探开发工作。在大庆油田的预探阶段，1960年元月，我根据由地质部物探大队完成的大庆长垣背斜带1比10万地震构造图，同时根据沉积相的研究，认为大庆长垣北部萨尔图、杏树岗、喇嘛甸诸构造面积大，近物源，储油层厚度可能增大，积极建议向大庆长垣北部甩开勘探。经领导同意后，我和地质司调度处处长邓礼让一起到野外，测定了萨1井、杏1井和喇1井等3口预探井位。这3口井钻完后，测试获得日产原油100至200吨的高产，并研究证实萨尔图、杏树岗、喇嘛甸等3个构造的油水接触面均在海拔负1050米（井深1200米），含油面积连为一体，达920平方千米，证实了特大型的大庆油田。

1960年9月，我在吉林长春市举行的地质部和石油工业部工作联席会议上，作了“大庆长垣石油地质特征”的工作报告，获得了两部领导和与会专家的高度评价。勘探实践证实松辽盆地下白垩统陆相沉积不仅可以形成石油，而且陆相的生储盖组合也可聚集形成特大型油田的石油地质新理论。1982年，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授予发现大庆油田的地球科学工作“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我和地质部、石油工业部和中国科学院等单位23位同行专家分享了这份荣誉。1985年，“大庆油田高产稳产的注水开发技术”成果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我是主要完成者之一。

　　1964年3月，我在山东东营参加胜利油田勘探开发石油会战，担任胜利油田地质指挥所副指挥兼地层对比室主任。我和同事们根据微体古生物化石和测井曲线，确立地层对比标志，又根据岩芯分析资料确定了济阳坳陷各井第三系的分层数据。同时，通过井与井的对比，标定了油田内复杂的正断裂系统。1964年底，探井坨9井和坨11井从渐新统沙二段地层内测试获千吨高产油流，发现了胜坨大油田。

　　1975年辽河石油勘探局在下辽河坳陷发现西斜坡大油田，从北边高升，经过杜家台、曙光、欢喜岭，一直到南边西八千，沙四段油层分布范围达数百平方千米。石油工业部派我去辽河油田曙光油田会战前线，与大庆油田参加会战的石油队伍一道，住在帐篷里，在曙光地区大约200平方千米范围内进行详探和开发。1983年至1985年，我又三次去河南中原油田参加科技攻关会战，采取了连片三维地震技术，搞准了文留构造带极为复杂的断裂系统，探明了黄河以北近500平方千米含油面积和储量。

这十多年内，我倾注了大量心血研究这个地质规律异常复杂的第三纪裂谷盆地，我的足迹遍历渤海湾盆地陆上和海上的主要油田。自1978年以来，我发表了多篇有关渤海湾盆地的地质论文：早期的一篇《渤海湾含油气盆地的地质和构造特征》发表在中国《石油学报》第一卷第一期，于1980年刊出；1985年6月，我随康世恩国务委员出访日本，在东京日本石油公团举办的石油地质研讨会上，我宣读了《渤海湾盆地复式油气聚集（区）带的开发前景》学术论文。

渤海湾盆地处于华北政治经济中心地带，面积20万平方千米，2/3面积为陆地，1/3面积为海洋。若干大型隆起将其分割为六个大坳陷，即济阳、辽河、黄骅、冀中、临清和渤中，又被小凸起和断层分隔为50多个下第三系凹陷。每个具有生油条件的凹陷，都是一个油气富集区。这个盆地内数以百计的构造带，都被正断层切割为许多断块，形成了多种油气田模式，这些构造带分布在渤海湾盆地各箕状凹陷或地堑凹陷内的特定位置。这一新理论运用到渤海湾油区的勘探开发工作中去，获得了良好的钻探成功率和巨大的经济效益。“渤海湾盆地复式油气聚集（区）带的理论和实践——以济阳等坳陷复杂断块油田的勘探开发为例”成果于1985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我是主要完成者之一。

　　自1980年对外开放，我也开始走出国门，先后赴英国、挪威、荷兰、美国、日本、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法国、加拿大、西班牙和巴西等国参加学术会议23次，宣读论文17篇。1994年8月，美国石油地质家协会（AAPG）授予我1994年石油地质学“杰出成就奖”，1000多位来自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大洋洲的石油地球科学家参加这次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市召开的AAPG国际会议的开幕颁奖仪式。颁奖词为“奖给李德生，为他对石油地质科学所作的杰出成就及他半个世纪来对中国石油勘探、开发和地质研究方面作出的贡献”，并授予我AAPG终身会员资格。我认为这一奖励不仅是给我个人的，也是给中国石油地质界的。

　勤奋

　　世界上有一些天才，但是我认为自己不是天才。我的工作态度和治学精神是勤奋。我要求自己随时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实践与理论的关系，二是学习与创新的关系。我所遵循的原则是：“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又是为实践服务的。”

1978年，石油工业部在北京重建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我被从任丘油田调回到该院任总地质师。我在这个科研单位工作的二十多年内，足迹遍布全国各个主要油气区，北到大庆、海拉尔，南至湛江、海南岛，西到喀什、乌鲁木齐，西南到昆明、拉萨，东至上海、台湾；参加了许多次现场考察和石油地质方面专题研讨会，完成了多项专题研究报告。我国油气勘探开发不断提出石油地质新问题，通过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不断丰富了我国石油地质学理论。我在这方面的心得体会是：先要有深入的实践，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才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上升为符合规律的理论。先要努力学习前人的成果和经验，加以总结，上升和突破，才能有自己的创新。石油和天然气是一种化石燃料矿产，它是有机质在漫长的地质历史时期内堆积、埋藏、演化后形成的。石油和天然气都是流动的物质，现在我们所发现的油气田，并不一定就是这些矿床生成的原始层位和位置。石油和天然气都深埋在地下，勘探工作所获得的各种地质和地球物理信息，都要通过石油地质学家的综合分析和推理研究来认识。所以，对石油地质学家来说，发现新油气田就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