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油气对外依存度，石油超过七成，天然气超过四成，大大超过美国历史上的最高值。就综合国力和在世界石油业里的话语权而言，我国和美国比还有不小的差距。值此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时期，油气过高的对外依存度显然是国家能源安全的软肋。在编制“十四五”发展规划和制定2035年远景目标过程中，国内原油产量前景，石油业怎样实现“双循环”始终是人们关注的“热点”。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起点上，认真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全球和主要国家石油上游业的发展轨迹、经验和教训，“以史为鉴”，无疑有助于回答人们的关切。

全球原油年产量提升近十倍
全球原油年产量2019年为44.8亿吨，1949年为4.6 亿，前者几近是后者的十倍。年产量曲线总体呈“S”形，两头缓，中间陡。从1859年至1959年，用了整整100年，年产量达到10亿吨。之后，用了20年，1979年年产量突破30亿吨；用了32年，2011年年产量突破40亿吨。近70年里，年产量持续上升，其间虽有起伏，但幅度有限，仅在1979年至1982年间，因伊朗伊斯兰革命和“两伊战争”，产量跌幅曾达到14.9％。
产量持续增长的三个因素
旺盛的需求。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蓬勃发展，对能源需求数量剧增，质量要求更高。上世纪五十年代在能源占比中石油超过煤炭，进入“石油世纪”以来，石油的消费量一直攀升，拉动了原油产量不断增长。近年来，随着绿色发展理念增强，为了减少碳排放，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步伐加快，对石油的需求减少，原油年产量增长的幅度也逐渐缩小。2020年突发的新冠疫情阻滯了世界经济发展，IEA预测今年石油消费将下降8％(图1)。
 
丰富的资源。  据中石油北京勘探开发研究院统计，截止2019年底，全球共在133个国家发现了9017个油田，剩余可采储量2394亿吨，即可供当前生产水平持续50余年。
走高的油价。  上世纪的“苏伊士运河危机”、“石油危机”后，产油国逐步从“石油大鳄”手中夺回了石油定价权，终止了价格与价值扭曲，世界告别了“亷价石油时代”，国际油价的总趋势一路走高。充足的投入促进了原油产量的不断增长。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相对低的油价，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2014年“份额争夺战”引发的“断崖式”油价暴跌，部分国家原油产量明显下降,但是由于其它国家迅速提产，並未导致全球产量的减少。

美、俄原油年产量大起大落
美国和俄罗斯都是世界主要石油生产国。 2019年原油产量分别为7.39亿吨和5.62 亿吨，位列全球第1 位和第3 位。美、俄两国的年产量曲线形状相似，均为“两峰夹一谷”,呈“M”型。但是，形成原因迥异,前者主要由资源因素，后者主要由非资源因素决定的。美国，第一峰是1970年，年产原油5.3亿吨。谷底2008年，年产原油2.45亿吨，较峰值减产2.8亿吨，降幅53.8％。第二峰，2019年，年产原油7.39亿吨。第一峰，主要仰仗开采“常规油气”形成；第二峰由常规油气和“非常规油气”共同构成。从第一峰到谷底整整历时38年。
 
上世纪“石油危机”，结束了“廉价石油”时代，给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沖击。当时，美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並不高，然而经济坛长速度却因此降低了近1/3。痛定思痛，美国随即提出了“能源独立战略”。那时候，美国石油上游业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自喷、气举、抽汲、提捞、注水、注气等等常规技术手段能够开采的石油越来越少，产量递减难以遏制，急待突破技术“瓶颈”, 去开发自然界蕴藏更为丰富的“低品位”(含所谓的“非常规”)石油资源。经过前后八届政府一以贯之地持续努力，以水平井、大型体积压裂为代表的新技术日臻成熟並得到广泛运用，美国本土的产量遂止跌回升，“梅开二度”，改变了世界石油版图。
 
俄罗斯原油年产量曲线也是“两峰夹一谷”。第一峰1988年，年产油6.24 亿吨。谷底1996年，年产油2.98 亿吨，较峰值减产3.26亿吨，降幅 52.2％。第二峰正在形成，2019年产油5.62 亿吨。和美国不同，其第一峰和第二峰都是开采“常规油气”形成的。由第一峰到谷底，下降速度很快，仅仅用了8年时间。
 
造成其产量剧烈下降旣有外因也有内因。冷战时期美苏争霸，美国以“星球大战”诱使对手参与“军备竞赛”，消耗了对手国力。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全球油价在低位运行，重创了严重依赖石油出口的苏联经济。加上苏共内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叶利钦推行“休克疗法、”“私有化”，自毁堡垒，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经济崩溃。普京就职总统后，惩办了一些石油寡头，加强了国家对石油管控，石油业遂迅速复苏(图4)。
 
中国原油年产量持续增长 
2019年，中国年产原油1.91亿吨，位列世界第6位。中国的原油年产量曲线，总体是一个箭头不断向上的曲线。由1949年的12万吨起步，1978年产量突破1亿吨，2010年产量突破2亿吨，甩掉了“贫油国”帽子，跻身世界主要产油国之列。其间，1979至1981年，2015至2018年，产量曾分别下降了500万吨和2600万吨，降幅5％与12％(图5)。減产的原因或因前期投入不足，增储上产步伐跟不上；或因油价暴跌，油公司为保持经济效益主动关闭若干油井所致,均与“资源枯竭”因素无多大关系。
 
70年间,中国原油产量增长速度快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但和美、俄相同发展阶段相比，从年产1亿吨增长至2亿吨所花费时间，前苏联5 年，美国 20年，我国32 年，我们只能算中速增长。有两个因素制约了我们的“增储上产”速度。一是石油地质条件我国比俄、美两国复杂，要攻克的科技难关更多。因而人的因素，充分发挥人们探索、创新和实干的积极性尤为重要。1979至1981年产量低谷，就是通过执行“一亿吨原油产量包干”政策，调动了广大石油职工的积极性而止跌回升的。我国海洋对外合作，曾因头几批探井失利而陷入低潮，“中国贫油论”也一度死灰复燃。后来实行对外合作与自营並举，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经过20多年的努力，2010年建成了一个“海上大庆”。二是每年投入的实物工作量我国比美国少得多。以每年完成钻井数为例，大体上是美国的1/2至1/3。

集诸家之长 走自己的路
在开啟全面建没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时候，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形势要求我们“统筹发展与安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外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近70年世界石油史进一步说明：石油是商品，也是国际政治博弈的重要工具。就前者而言，供大于求，“低油价”将是常态；作为后者，油价突发性的跌宕起伏，局部断供也是大概率的事情。前者是实现“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方针的有利条件；后者要求人们牢记在石油供给上，我国先后被日本、美国和前苏联“卡脖子”，前苏联因人为“低油价”而加速解体的历史教训，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确识变，科学应变。
 
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保障石油供给，各国都根据自己的国情釆取了种种举措。这些举措无论成功或失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都值得深入分析借鉴。其中，中美两国的实践都证明：“国内油气资源是国家能源安全的基础；国内发达的石油业是主动、有效利用国外资源的基础”。为此，要坚定不移地做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和美、俄两国相比，我国石油上游业正处在它们的第一峰的上升侧阶段。由于我国的勘探不充分、不平衡，总体处在勘探的早、中期,待开发的资源潜力比较大。目前看来，单是依靠“常规石油”把年产量搞到2.5-3.0亿吨,有资源基础，是可能实现的。

美国160多年石油开发实践证明，自然界中“富集高产”石油占比较小，“低品位(含非常规)”的是大多数。美国为实现“能源独立”，锲而不舍攻坚克难开发本土“低品位”石油资源的经验和做法值得重视。为了避免出现美国那样延续40多年的“产量低谷”，我们要基于国情，高度重视“低品位”资源的开发利用，早动手，依靠科技进步，依靠科学管理，尽快实现规模效益开发。在“十四五”规划中这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要认真总结我国“页岩气”规划的指标屡屡落空的教训，把工作做实、做细。

从国情出发，从石油资源禀赋条件出发，我们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公有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並举；充分发挥“看不见”和“看得见”两只手的作用；大、中、小油公司有机结合，走“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发展道路。通俗地讲,发展石油上游业，我们需要“特混舰队”，既要有航母，也要有冲锋舟群，而不是某个极端。2014年以来的油价暴跌，我国原油产量下降明显，其中，央企下降幅度9.3％(中石油)、10.5％(中海油)和16.0％(中石化)，远低于其它所有制油公司的27.9％。凸显了央企是国家石油安全“压艙石”的地位。

在这波“低油价”里，俄、美两国原油产量不跌反升，令人深思。前者，资源禀赋好，桶油成本低，“薄利多销”可以保持或增加在世界石油市场里所占份额；后者，大多数油公司多次经历油价的跌宕起伏，应对经验老到。其中，扩大“库存井”(drilled-but-uncompleted  即完钻不完井)占比的措施，既推迟了油公司资金链断裂时间，又积攒了油价一旦回升产量可迅速反弹的能力。美、俄两国实践告诉人们：油价一跌立即关井減产，並非是唯一的正确选择。应对“低油价”也要从自己的国情出发，要使之成为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

当前，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低油价”是机遇。要借鉴美、俄等国应对的经验，充分发挥我国自身优势用好这次机遇。同时，要着眼于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引导和扶持油公司加强国内勘探开发工作，多找储量，多建产能，並选择部分“富集高产”储量，“建而不采”或“建而少采”，以备不时之需。至于国内每年的具体产量，国家应统筹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灵活予以增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