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以来，南海地缘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性变化。曾因某些外来势力的干涉和挑动而出现的争议、对抗局势，开始走向缓和。在南海某些地区，主权划分进一步明确，争议区一度被冷落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政策又重新被采用，在基本无争议的其他东南亚海域，合作进行油气勘探开发再度活跃。

       海上油气勘探开发合作的先例

       20 世纪后期在泰国湾发现了油气，但海上的巨大财富没有使邻国间陷入争斗，反而促进了合作。由于无力单独进行海上油气作业，泰国与马来西亚达成了合作开发的协议，双方按国际惯例组成合资公司，义务共担、利润共享。基于发现气田群的走向和泰国的市场需求，该公司大致沿东经101 度线建成的输气管线将气销往泰国南部。

       为了促进南海油气合作，中国率先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倡议。首先在主权属于中国，但菲律宾和越南都提出黄岩岛、礼乐滩一带海区共同进行地球物理勘探、资料共享，达成此后进一步合作勘探的默契。此举不但惠及无力独立进行海上勘探的菲律宾和越南，也为东南亚争议海区开展合作树立了典范。遗憾的是，菲、越两国中途中断了这个合作项目。近年，在柬埔寨西哈努克港以南的浅海发现了小型油气田，柬埔寨和马来西亚开始合作勘探开发。目前该项目进展顺利，有进一步开展合作的可能性。

       中国具备海上开发的硬件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海工设备制造快速发展。目前，中国已拥有配套完整的浅海（ 水深<500 米）油气装备制造能力，可以独立进行大量的浅海勘探开发作业。令人瞩目的还有近10 年来中国在深海、超深海（ 水深>1,500 米） 海工设备制造上所取得的成就。“十二五”初期，中国以“五型六船”（海洋石油981 深水钻井船、海洋石油720 深水物探船、海洋石油201 起重铺管船、海洋石油708 深水工程勘探船、海洋石油681 和682 深水三用工作船）为代表的自制海工设备的投用，宣告中国大踏步地跨入了“深海俱乐部”。

       2017 年，达到世界最高标准的第六代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海洋石油982 号下水，该船可在水深1,500米的超深海进行钻深9,144 米的油气勘探开发作业。由中集集团来福士自主研发制造的蓝鯨1 号是世界上最大的双塔式半潜平台，最大作业水深达3,658 米， 钻井深达15,240 米，2017 年由其完成了中国首次天然气水合物试采。为适应海洋工程的需要，中国成功制造大型深水铺管船以及与之配套的耐高压海上输油气钢管，制造了世界上最大起重能力的大型起重船（2017年美国被撞伤的大型军舰正是凭借中国起重船和托浮技术的帮助，才得以运至日本基地大修）。

       与此同时， 中国制造了多种型号的浮式钻井生产储运船（FPDSO）、浮式天然气生产储运船（FLNGPSO）、浮式修井生产储运船（FWPSO）、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浮式天然气储存再气化船（FSRU）。此外，为了配合生产和海洋研究，多种型号的水下作业机器人、“海狮号”“海龙号”深潜器已投入使用，新型的超深水科考深潜器多次到达万米水深进行探查。中国的许多海工设备已接收国外订单，陆续向欧洲、美洲出口。目前，中国的海工作业已形成配套船队，曾为30 多个国家的海上作业提供服务。中国独立勘探开发的深海荔湾3-1 气田已投产，通过自建管线向陆上输送了超过82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140 万吨的凝析油，2017 年底已具备100 亿立方米/ 年的天然气生产能力。

        稳定的金融资金支持

       巨额资金的长周期投入是进行海上油气开发的必备条件之一，这往往使一些发展中国家望而却步，中国的积极介入和由其带动的国际金融投入为此开创了条件。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例如，作为政策性银行的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将分别提供2,500 亿元、1,300 亿元等值人民币专项贷款，支持“一带一路”项目的建设。2016 年， 中国与61个国家签订对外承包项目合同，价值222.7 亿美元， 其中居第二、三位的分别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为降低融资成本，中国与许多国家签订了本币互换协议。可以预料，随着今后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形势的发展，中国将对包括海上油气开发在内的项目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中国参与的国际金融机构可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中国发起并已有80 多个国家参与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专门向有关发展中国家提供金融支持。中国已向“丝路基金”认投400 亿美元，之后又增投1,000亿人民币。亚投行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金砖新开发银行6家银行形成多边开发银行融资合作中心，联手发起全球基础设施基金和全球连通性联盟，为动员和充分利用国际资本市场及民间私人资本创建了得力平台。

       东南亚海域地质的共同性

       纵观西太平洋边缘，特别是东南亚海域，其地质发展史可概括为两条主线。一条线是先存的拼合大陆壳被不同程度的大洋化，地壳拉张减薄破碎，其中可出现边缘海中的局部新生壳，总体上构成海域的过渡型地壳区。表现在构造发育上，便是形成地质上所谓的被动大陆边缘，产生陆内、陆缘、陆间裂谷的断陷，如果再经历后期热沉降，便形成广覆型的坳陷；表现在沉积发育上，便是形成多期多级的陆－海相沉积旋回和其所控制的多套油气生储盖组合、含油气系统。就本区而论，具洋壳的最大边缘海是南海，向东南依次有苏禄海、苏拉威西海、望加锡海峡、马鲁古海、班达海和阿拉弗拉海，向西南还有马来半岛西侧的安达曼海。这样，沿欧亚（板块）大陆型地壳的东南侧边缘和边缘海盆地周缘便形成两组庞大但有共同发育特征的含油气盆地群。

       第二条线是地壳因被拼合挤压而不同程度地大陆化。表现在晚新生代以来本区南侧的印度洋（板块）、东侧的太平洋（板块）向本区的过渡性地壳的拼合、挤压，还表现在早新生代古南海南部的古洋壳向加里曼丹地块的挤压、消减。这些强度很大的挤压造成地壳加厚、强烈变形以致形成褶皱带和山系。此外，在本区内部不同地块间一些时期还存在程度较轻的挤压，造成某些裂谷系的萎缩、消亡和地壳的隆起，形成沉积盆地的反转构造带。区域地质发育史和油气成藏史有共性，使得在东南亚海域油气勘探开发上有许多可互相借鉴的地方，也使得曾在某些盆地取得勘探成果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特别是在不同海域攻坚克难的中国油气工作者，可以较为顺利地取得成果。
 

       东南亚能源出口变进口

       由于国内需求增加， 泰国、越南、新加坡的天然气消费量都增加较快， 其年增长率皆高于同期（2006~2016 年） 全球2.20% 的平均增长率。泰国本身天然气产量并不高，但在东南亚却维持着最高的消费量和消费量年增率，这得益于其较大的进口量。泰国天然气进口主要靠来自海上的合作开发区和缅甸的管输气，2016 年后者占该国消费量的18.2%。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都是LNG 出口国，为维持出口量大大压低了国内的天然气消费。

       在同期产量增长较快且大量进口印度尼西亚纳土纳群岛所产天然气的情形下，马来西亚国内的天然气消费量年增长率也仅有1.99%，印度尼西亚同期仅为0.29%，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主要原因是供应不足。2006~2016 年，东南亚地区天然气消费年增长率为2.49%，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印度尼西亚经济的高速增长显然与油气产量持续下降、油气消费低速增长极不协调。与此同时, 该国还面临必须维持一定的油气出口量的国情。同时，印度尼西亚还必须继续出口LNG 以履行长期合同。面对老油气田（主要在沿海和浅海）日趋加大的综合递减率，印度尼西亚必须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特别是加大对深海、超深海领域的开拓。油气供应不足迫使印度尼西亚加大了煤炭消费量，导致煤炭占其一次能源的比例有所提高。2016 年，该国煤炭消费量达到6,270 万吨标媒，居东盟国家首位，占其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35.8%。马来西亚和文莱的情况与印度尼西亚类似，它们出口LNG 的压力甚至比印度尼西亚更大。

       越南在20 世纪末主要依靠海上油气田的强力开发、油气产量的快速上升拉动经济的高速增长。越南曾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试图依托海上一批新油气田建设大型炼油厂以大量出口原油和成品油。但是，受海上较高的产量递减率的制约和金融危机的影响，该国原油产量出现下降，导致炼厂建设大受影响。越南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出口原油换汇的需求形成对油气生产的巨大压力。类似的情况在缅甸也存在，2016 年该国对泰国的管道天然气出口量同比下降了6.4%。（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