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第三次复的邓小平重回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在他的倡议和推动下，借助中美建立外交关系的破冰之举，新一届党中央、国务院的部分领导人跨出国门，分别到一些发达国家进行交流考察，相比较之下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巨大落差，成为有目共睹的认知。为快速改变我国的落后局面，3月份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国家计委拟定的新技术和成套设备引进方案，相继与西方发达国家签订了22项共计130亿美元的商务合同；在同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再次强调“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9月份，邓小平到东北地区视察调研，10月份又应邀赴日本考察了汽车制造、钢铁冶炼和高速列车；12月份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政治路线，引领中国开始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建设四个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征程。

当年，我国的经济实力非常有限，满目疮痍的落后程度触目惊心。例如，美国一个现代化家庭农场产出的粮食，大致相当于我国一个县的平均值；我国最大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在为人均年产1辆“老解放”沾沾自喜的时候，日本日产汽车公司已经达到人均年产94辆高品质汽车的制造水平；1978年我国的钢产量3178万吨，人均才0.03吨，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八分之一，并且多数还是抵挡次的粗钢。严酷的现实呼唤加快改革开放的脚步，然而引进国际上先进的技术装备需要大量的外汇储备，钱从何处来？是当时最窘迫的问题之一。身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首先想到了石油，1978年9月14日，百忙之中亲自视察了正处于产能旺盛期的大庆油田，他说：“要想进口，我们必须出口换汇”，希望“尽可能多地出口石油，反过来我们才能得到许多好东西。”

当时，大庆油田的年产量已经跃升到5000万吨以上，占全国石油总产量的大约50%。此外，随着胜利、华北、辽河等一批主力油田节节上产，全国的石油总产量突破了1亿吨大关，在自用有余的情况下，出口石油是最便捷的创汇手段，仅1978年这一年出口石油就换取了12.2亿美元的外汇收入，为落实国家引进化肥、化纤、高压聚乙烯、钢铁等急需的成套设备和先进技术做出了保障性贡献。邓小平曾充满自信地说：“外国人为什么要来？他们判断中国确实有偿付能力，我们有稀有金属、有各种矿藏，有油水。”这个油水主要是指石油，因此，一些经济学界的专家们称颂石油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助推器，并且感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大庆石油的战略突破，没有中国石油工业的独立自主，没有大规模出口石油换回外汇，中国的改革开放还能如此顺利吗？”这也是邓小平视察大庆油田，高度关注石油工业发展的动因之一。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引进的最大项目是总投资300亿的宝钢建设工程，，投产后使中国的钢铁工业与世界先进相比至少缩短了20年的差距。宝钢生产的石油钻杆、套管、油管通过了美国石油工程师学会（API）的质量认证，研制的X系列石油管道钢达到了国外同类产品的高端水平，已经建成的西气东输管道有66%的管材出自宝钢。这些以石油换外汇建成的项目促进石油工业大发展的事例比比皆是，例如化肥、化纤、高压聚乙烯都是以石油为原料深度加工的下游产业，使石油的利用价值和产出利润成倍增长。纵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瞩目成就，石油是助推器的评价恰如其分。